擺盪的天秤兩端:《依達的抉擇》

波蘭電影《依達的抉擇》(Ida) 在黑白色調、邊角構圖與上空留白的鏡位處理下,沉默卻赤裸地呈現二戰時納粹占領波蘭後的殘骸(不論是實體或心理上的),以及戰後60年代的共產波蘭。若將該片與大家耳熟能詳的《辛德勒的名單》、《戰地琴人》、《美麗人生》、《安妮日記》與《莎拉的鑰匙》等,與二戰猶太人相關題材的電影,跟《依達的抉擇》放在一起看,便會發現該片設定點的特別。並非直接道出戰爭的苦難,導演將時間點往後推至戰後15年左右的1960年代,從一名一開始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的見習修女依達,與阿姨踏上尋找其父母與身世之路上,找尋身世並揭露在波蘭幾乎是禁忌的議題,亦即二戰納粹統治時期,許多尋求庇護的猶太人慘遭當地波蘭人殺害的黑暗歷史。 《依達的抉擇》在走訪歷史的角度下有點類似《莎拉的鑰匙》,但後者是在美國記者的角度下挖掘歷史,前者則是由罹難者家屬重拾歷史,包括集體與個人的生命史。全片從開頭到結束都在沉穩的影像風格中推進,依達內斂且不顯露情緒的性格,卻顯得特別有張力。平靜、領悟、迷惘、傷痛、焦慮、惆悵,我在黑白影像下看到的依達是這樣的。她沒有太多台詞,但鏡頭語言卻清楚呈現依達在離開修道院到重拾歷史後的轉變,在還俗與立誓、慾望與信仰間的糾結,以及在傷痛下對宗教的失望與質疑。然而,事情本非黑白對立。不論她的最終決定是什麼,我想,那就是她在面對國族集體傷痛,接受親人遭殺害的事實,重新面對心中擺盪不停的天秤兩端,選出她認為自己應該繼續走的那條路。 (文/戴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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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街走入廟宇的時空錯亂:Diana Thater個展

Diana Thater – Life is a Time-Based Medium 26 Mar – 16 May 2015, Hauser & Wirth London 自2011年「切爾諾貝利」(Chernobyl)個展後,當代藝術家戴安娜∙席爾特(Diana Thater)三月底將再次於倫敦「豪瑟暨維爾斯」(Hauser & Wirth)畫廊發表最新的影像裝置作品。席爾特1962年生於舊金山,是美國的藝術家、策展人、作家和教育家。 其作品為藝術結合電影、影像裝置的先驅,她常創造近乎抽象的作品,又與周遭環境相互作用,因而產生一個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之間的錯縱關係。她更擅於運用光線與色彩,將展場轉變為介於雕塑與建築間的混合空間,宛如一場華麗的視覺饗宴。然而,她在作品中所要討論的不單只是形式上的問題,更多是關於人類與自然環境,未經開發與開發過後的自然之間的關係。 席爾特的作品不論是色彩、構圖、影像形式或投射在空間上的視覺性,整體具有全景山水畫般的美學特質。2011年,其大型影像裝置作品便徹底改變這間位於倫敦鬧區的畫廊空間。踏進展場的觀者如同進入蟲洞,來到世界的另一端。內容上,藝術家花了一段時間在車諾比核災址的周邊「隔離區」,拍攝距離她一百英里外的放射性區域內被腐蝕的建築以及野生動物。 她所拍攝的動物皆設法在唯一殘存的後人類景觀中繼續生存,作品主要關注瀕臨絕種的危普氏野馬。在中亞地區的這裡,這種亞種的野生馬在經歷自然棲息地的嚴重輻害後,「自由地」漫遊在隔離區內。一個因人為災害而終止一切發展與動物棲息的輻射景觀,將直接地呈現於觀者眼前。透過這件作品,我們看到的會是文明進步下的失敗一跤;會是現代社會發達背後的潛在危機。   Diana Thater Chernobyl 28 Janu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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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當代藝術】Nathaniel Mellors 納撒尼爾‧梅勒

納撒尼爾‧梅勒(Nathaniel Mellors)1974年生於英國,牛津大學拉斯金藝術學院(Ruskin School of Drawing and Fine Art)畢業後,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主修雕塑並取得碩士學位。2001年開始,作品持續在各地大小空間展出,並參與2009年的泰德三年展及2011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等大型展覽。從倫敦、阿姆斯特丹到現在的洛杉磯,長期在各地遊走的梅勒被喻為當代的「遊牧」藝術家,所謂「遊牧」指他居無定所,不斷遷徙至各地創作,另外也指出他擴展領域的創作型態。梅勒的創作以「超現實」與「跨域」聞名,但若直接以兩者概估梅勒似乎又不夠詳盡,畢竟梅勒的超現實是基於大眾媒體與科技發展上的超現實,而跨領域地結合電影、雕塑、多媒體裝置、戲劇等元素,對他來說只是不斷解構的方法學。梅勒曾表示自己在嘗試打破常規的藝術思考邏輯中,總能浮現出創作靈感,而這些想法亦在他的無意識中與媒體密不可分,顯示出成長背景對其創作的重要性。童年時大量接收的英美電視文化,加上過去參與地方音樂後臺工作,皆強烈影響梅勒日後的創作走向,尤其是對大眾媒體的觀察,一針見血卻又不失幽默。  Nathaniel Mellors, Giantbum, 2009, video installation with animatronic sculpture.  梅勒近年的創作大多將影像與人頭機械雕塑組成一件相關聯的系列作品,試圖從「語言」與「身體」兩個面向切入討論大眾媒體如何在當代社會中操弄與改變我們的意識。 2008年的《Giantbum》是梅勒初次嘗試製作人頭雕塑的作品,他抽取法國文豪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巨人傳》)的故事精華改編成一齣荒謬劇。三顆機械人頭以實體代表三個被困在巨人腹中的旅人,他們閱讀著腳本,吟唱著關於自由的各種詞彙如「Freedom」或「Exit」。藉由兩種版本的影像及人頭雕塑那歇斯底里的話語使整個故事線更趨完整,而作品核心議題:「語言」的翻譯、詮釋與調解,亦在一切再現與觀者聯想中乍現。 Nathaniel Mellors, Ourhouse series, 2010- , 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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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當代藝術】Roger Hiorns 羅傑‧海恩斯

‘The works are successful if they are self-contained and need nothing else. They exist by their own language.’ – Roger Hiorns 不假外物而能自我生成,就是成功的作品。它們因自己的語言而存在。–羅傑.海恩斯   英國藝術家羅傑·海恩斯(Roger Hiorns)1975年生於工業大城伯明翰,就讀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1996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此後一直生活與創作於倫敦。2009年以作品《劫持》(Seizure)及「倫敦Corvi Mora Gallery個展」獲得英國泰納獎(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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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未來的當下 :「衝突、時間與攝影」

書寫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時,再過十幾小時就要跟2014年說再見。每年這時候都會思考「回顧」,看著那些照片、影片的資料庫,喚起一整年的記憶。影像如同一個時間容器,不只注入回憶,更涉及我們怎麼處在當下看待過去,甚至是瞭望未來的態度。  2014這一年是歷史上多個重大戰爭的「周年紀念」,十一月十一日,一次大戰滿百年,倫敦塔鋪設八十萬朵陶瓷的罌粟花,每朵代表一位殉難者,民眾也紛紛別上罌粟花胸針,紀念人類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二次大戰著名的「諾曼第戰役」也在六月六日滿七十年。此戰役為結束歐戰的關鍵,當年德軍占領大部分歐陸國家,聯軍從英國渡海到法國,登陸諾曼第並擊敗德國。十一月七日則是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周年,德國人用綿延十五公里的氣球燈重現圍牆,一同緬懷紀念性的一刻。 遙遠地,透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苦痛。─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桑塔格以吳爾芙 (Virginia Woolf)的思考戰爭根源為主線,討論戰爭與影像之間的關係。「依妳所見,我們如何制止戰爭呢?」1939年至1975年期間,西班牙佛朗哥成立獨裁政權,以法西斯主義統治國家。當時一名倫敦的律師寫信問吳爾芙,而她遲了多年才在《三畿尼》(Three Guineas) 書中回覆。吳爾芙提及觀看戰爭照片的感受,並提出一份假設的共有經驗,也就是當我們一同觀看同樣影像中的血肉糢糊,此經驗與照片的震撼不無可能將所有富於善心的人聚集。確實,照片的真實使人不得不被它刺痛,想像在世界某處有人在痛苦著。拍攝這些照片的戰地攝影師是唯一親眼目睹的「旁觀者」,他們兼負「攝下」(shot)「真實」以告訴全世界的責任﹝註一﹞。 新聞攝影成形於1940年的二次大戰時期,戰地攝影師以影像將戰爭的面貌於世人面前展出,他們投身戰地被鼓舞成英勇的參戰鬥士。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莫過於羅勃‧卡帕 (Robert Capa) ,他曾攝下二次大戰的西班牙內戰、戰事高峰的諾曼第登陸、以色列建國以及法越戰爭等。卡帕最為人稱道的照片是他在西班牙內戰時拍下共和派軍官重槍倒地的「瞬間」。這些紀錄戰爭衝突的震撼影像,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資訊,更是塑造映像,或記憶事件的壓縮方式。 Toshio Fukad, The Mushroom Cloud-Less than twenty minutes after the explosion, 1945 時間一直是攝影影像的重要成分,它本身更是一種時間的再現。關於攝影與時間,英國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於2014年底展出「衝突、時間與攝影」(Conflict.Time.Photography),巧妙地一同如年底回顧般追溯攝影術發明150多年來世界各地的衝突, 展示鏡頭下的衝突現場與其造成的摧毀、倖存與重建。然而,展覽側重的是時間的流逝,關注攝影和衝突時間點之間的關係,而非純粹的戰爭攝影回顧。最特別的是其動線策略採用時間倒推,根據照片在「距離事件發生多久之後被創造」來進行分類,包括瞬間、幾天、幾週、幾年與幾十年,不同於一般攝影展慣常將各作品以年表或時間軸的方式排列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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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與行動:「抵抗的物件」

2014下半年於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簡稱V&A博物館)展出的「抵抗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囊括歷史上社會運動所使用的「物件」,並將它們分為五個子題:「創造世界」(Making Worlds)、「大聲疾呼」(Speaking Out)、「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團結一致」(Solidarity)、「多數的抗爭」(A Multitude of Struggles)。值得注意的是,V&A屬於藝術與設計博物館,但是策展人凱薩琳•弗羅德(Catherine Flood)與蓋文•格林登(Gavin Grindon)避免使用歷史照片搭配線性年表的展示方式,顯示他們不將此展視為博物館內的歷史回顧展,而是在當代策展的實踐下以「行動」劃分各子題。另一方面,該展不以「設計品」而選擇「物件」(Objects)來稱之,原因或許在於它們關注的並非只是形式,更是物件的政治性「效力」,也就是物件在抗爭運動中的任務。 從策展層面來看,紐約「藝術家機構」(The Artist’s Institute)策展人安東尼•休伯曼(Anthony Huberman)曾在《照顧》(Take Care)一文中從瑞士藝術家彼得•費斯奇里(Peter Fischli)與大衛•衛斯(Dvaid Weiss)的著名作品《如何工作的更好》(How To Work Better)中延伸討論物件、藝術家、策展人與機構之間的關係。休伯曼認為當我們面對作品或展覽時,不只需要問他們「做」(do)了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做的時候是如何「表現」(behave)?「do」與「behave」其實都有執行的意思,但兩者在此需被區分,前者較傾向於實際的操作,但後者有更多在舉止或是關係層面上的著墨。對休伯曼而言,藝術發生的場域並非只是美學上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展覽也是如此,當代的展示機構不再傾向將所有「已知」展示給預設「不知」的觀者,而是藉由展覽形式使觀者重新看待或重視(care)那些「已知」,或是在另一方面提出問題給觀者回應。因此,當代策展並非只是詢問「展示什麼」與「如何展示」,更多的是如何在策展實踐中「表現」的不一樣〔1〕。 「抵抗的物件」展覽現場,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當我們踏入「抵抗的物件」展場,位於中心的子題「創造世界」引用了世界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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