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式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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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海倫.馬騰,《巢穴與苦澀通行證 》,2016,泰德美術館展覽現場。(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嘿,你看這裡。」他把她拉過去,指著中空展牆上端的拼貼繪畫:「角落這個部分使我聯想到那天我們討論的時間問題。」

「好巧,我剛才也在想作品與時間的關係。這些點線面的組構,似乎將時間壓縮在同一個介面。然而,錯置與位移反而又重組了時間。」

她繼續目不轉經地盯著英國藝術家海倫.馬騰的作品,接著說:

「對我來說,時間本來就不只是既有定義的那個時間。比如說,繪畫的時間不同於雕塑的時間,我們觀眾站在作品前的時間也跟藝術家的時間不盡相同。」

「嗯,就如塔爾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Sculpting in Time》中所說的吧,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可被分為科學式與美學式的。海倫作品的所有細節皆像感性與理性碰撞中的創造物,而我們觀眾,則需要挖掘每個層次中的另一個層次吧,挖掘再挖掘。」

現成物件的收集與再現?繪畫與雕塑的結合?海倫.馬騰的作品不只是這樣而已。

他們又繞了展場一大圈,滔滔不絕地探究作品的遊戲式拆解與組裝、恣意的媒材拼貼與隨筆,線條與幾何圖案的碰撞……

那些似乎只存在於裝置本身的空間關係,帶出的其實是多層的時空堆疊。藝術家在處理現成物件的方式某方面如同處理數位影像,將二度與三度空間兩者壓縮在同一個介面。然而,大至小的日常物件卻在平面與立體邊界上,印出過去的軌跡。

「不覺得海倫的作品有一股魔力嗎?現成物的運用早已不是什麼前衛的當代藝術手法。但是在我眼前的這些大小物件,卻意外地帶來某種新的感知經驗,好像我從沒見過它們似的。」

他微笑,然後在她耳邊輕聲地說:「這是一種考古學式的美學。⋯⋯而我們倆也都是考古學家。那些最日常、最不足無奇且出現頻繁的事物,在我們眼中都是全新的物件。看得越久,看到更多的其實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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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英國泰納獎:海倫.馬騰|

出生於1985年的海倫.馬騰(Helen Marten)是本屆泰納獎(Turner Prize)最年輕的英國藝術家,入圍系列作品《Brood and Bitter Pass》、《Lunar Nibs》、《On aerial greens》曾於第五十五屆威尼斯雙年展展出 。其創作將雕塑、繪畫、網版印刷、插畫、寫作與各種日常現成物解構再重新組裝成不同的樣貌。既詩意又充滿邏輯性的非線性敘事,呈現出藝術家對考古學式探索的熱忱,以及對觀眾感知與詮釋經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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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爾勒與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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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普羅旺斯吧,那兒的陽光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暖和而清爽,你可以在那兒見到前所未有的光和鮮艷的色彩,我準備在那兒渡過餘生。」塞尚曾經這樣告訴梵谷。

1888年,梵谷搬到南法普羅旺斯的亞爾勒居住。

去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我來到這個受隆河庇護,被古羅馬城牆圍繞的古老城市亞爾勒(Arles)。在這,我似乎在街上遇見了他。

關於梵谷的故事,我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那鮮豔色彩、充滿濃厚情緒的線條、以及他身上發生的所有悲痛……其短暫的一生早已是眾所皆知的傳奇。那次來到亞爾勒,這個梵谷待了兩年,創作出多件膾炙人口畫作的城市;這個使梵谷精神狀況惡化並走向終點的城市…它卻讓我第一次感覺自己離梵谷如此的近。

當時梵谷因畫家好友們的邀請,搬來普羅旺斯居住。「啊,陽光!」梵谷曾如此對亞爾勒的陽光感到讚嘆。這充滿無限生命力的小城市,賦予他旺盛的創造力,讓他拾起畫筆,描繪他在亞爾勒的日常生活與所見所聞。普羅旺斯的暖陽確實讓梵谷不一樣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梵谷總共畫了三百多幅的繪畫作品,這段時期的作品也被藝術史學家定為梵谷創作生涯的「巔峰期」。然而,靈感來自的是心中難解的苦痛。

我走在亞爾勒醫院Escape Van Gogh)的迴廊,納悶到底是什麼讓他陷入絕境,連普羅旺斯的暖陽都救不了他?這所醫院是梵谷割去耳朵後所居住療傷的醫院,雖然精神狀況不佳,他仍舊再度提起畫布,描繪醫院中庭花團錦簇的畫面,畫作看似溫暖,卻仍能嗅出一絲幽閉的氣息。現在的醫院為當地的文化中心,不時會有展覽活動與藝術家駐村。當時來自巴黎的藝術家是以工作坊的方式,邀請當地小朋友與他一同創作心中的「梵谷印象」。他說:「關於梵谷,我們好像知道太多,卻不曾真正認識過他。」

是的,我們似乎對於他的向日葵與星空過於熟悉;對於他的房間擺設寥若指掌,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自己對他是如此陌生。

那天傍晚,我走到一條小徑,映入眼簾的是那從小到大就深植心中的《夜晚露天咖啡座》。橘黃色的天棚在燈光照耀下閃閃發光,配上深藍色的天空,時間似乎倒轉至1888年。

梵谷曾在寫給弟弟西奧的信中提及自己對咖啡館的感受。他說:「這就是他們在這裡的所謂午夜咖啡館,夜遊者如果付不起住宿費,或爛醉如泥,到處被拒之於門外,都可以在這裡落腳;我想在這幅畫中,表現咖啡館是一個使人墮落,喪失理智或犯罪的地方;因此,我選用淡紅、血紅、酒糟色,與路易十五綠、石青、橄欖綠以及刺眼的青綠形成強烈對比,造成一種氣氛,好似魔鬼的硫磺火爐,以表現下等酒店裡暗黑的力量。」

他所描繪的所有物件都不再是它們原先的狀態,而是經他眼睛「撫摸」過的所見之物。他對一切事物的熱愛顯現在作品當中,看似瘋狂與憂鬱,卻是一個人對某事熱愛的最佳證據。或許,在短暫的人生中,他持續不斷地與內心的他交戰,但對於所見之物的熱愛,無法阻止他提起畫筆,描繪出不是向日葵的向日葵、不是咖啡館的咖啡館……當心的「感性」超越了腦的「理性」,迷失在橄欖樹與田野的梵谷,被世人認為天真與瘋狂。但對他而言,作畫只是單純想將自己當下的感受「記下」。畢竟,感受是可能比記憶還要快流逝的一樣東西。

「也許沒有誰能夠真的拯救的了誰,唯一的辦法只有自救。」

或許,梵谷對事物熱愛的無法自拔以及對人命苦痛的無法釋懷,讓他選擇用這種方式「拯救」自己。我們沒辦法真的懂他的感受,但至少我們能從他畫作中的色彩與筆觸,達到某種程度的感同身受。

「對你來說,梵谷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當時在醫院的法國藝術家問我。

「好熟悉又好陌生。但來到亞爾勒這座城市,似乎讓我更靠近他了一些。我指的是,文生。」

「對,是文生。」

伊斯林頓與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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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的人生奢侈小夢想是什麼嗎?住在攝政運河旁,然後在公寓裡養一隻白貓陪我寫作。」

每次跟朋友講到這個半開玩笑的無聊小夢想,都會得到有趣的回應。例如好友A叫我不要養白貓獨居,感覺以後屍體會被貓吃掉,另一位好友則說這樣會每天看著河邊散步的情侶孤獨而死。朋友們既幽默又悲觀的反應讓我捧腹大笑,但我單純只是想表達自己對伊斯林頓這個地方的熱愛。

人對於居住環境的喜好是有跡可循的,像是我特別鍾愛有河流穿梭的城市,住的地方也一定要親水,否則絕對不會久居。個人之於一個地方,就如同人與人之間的緣份。有的時候,你會納悶這世界真有這麼多巧合嗎?

雖然不是在攝政運河旁,但我確實住在伊斯林頓(Islington),而我跟此地的緣份最早來自於約翰伯格(John Berger)。伯格是少數我熱愛的作家當中,反覆閱讀其文字仍能因共鳴而感動不已的作家。先前某篇文章中曾提過他的散文集《我們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那是一本集結七個城市而串連的記憶之書,其中唯一描寫倫敦的一篇就是關於伊斯林頓自治區的故事,內容述說伯格與好友賀伯聊到大學時光時所憶起的一段「非戀情」。

住來歐洲前,我曾計畫走完書中這七座城市。沒想到兩年過去,日內瓦、里斯本、馬德里等地都沒機會去,卻在伊斯林頓住了快一年。有趣的是,去年十月我在大英圖書館參加伯格的新書座談,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本人。當我聽他親口述說自己如何用文字說故事,而倫敦這座城市對他寫作生涯的影響為何時,我才意識到,那次我們的相遇,也是在伊斯林頓。

對現在的倫敦人來說,住在伊斯林頓是很時尚的一件事。商店林立、離市中心近,又有攝政運河(Regent’s Canal)穿越該區。整體而言,是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區域。然而,這一區其實在1950,60年代曾低靡了一陣子,甚至對當時倫敦人來說是很可疑,且能盡量避免就避免的地區。換言之,伊斯林頓在當時就是「破敗貧窮」的代名詞,完全和十八世紀上流人士聚會所,以及現今新興時髦住宅區的形象大相逕庭。直到1960年代之後,一些新興中產階級家庭遷移至此,才重回過去風光,搖身一變成為現今的伊斯林頓。當然,新工黨核心份子的聚集對該區再興的功勞不容小覷。過去英國首相布萊爾曾定居在此,加上馬克思紀念圖書館的設立,難怪會被英國《衛報》形容為「英國左翼知識份子的精神之家」。

住在伊斯林頓還有一項優點:感覺自己有雙俯瞰全倫敦的雙眼。其實這一區是山丘地形,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是在爬坡中行進。每一次走到廚房,眺望遠方的聖保羅大教堂,都會有種「我住在倫敦,而且我正看著你」的奇妙感受。無與倫比的St. Paul或許無法代表倫敦市整體,卻是所有集合體中數一數二的重要代表。而伊斯林頓呢,就像一雙躲在城市背部的雙眼,靜靜地凝視眼前這座不願成為只看向未來卻不甘投入懷舊過往的不睡之城。

「聽說伊斯林頓是左派大本營耶,好適合妳住的地方。附近還有狄更斯博物館跟馬克思紀念圖書館,真有意思。」那天跟即將來倫敦遊玩的母親通電話,她老早在訂機票前就查好我住的地方長什麼樣子,還有哪一幅畫在哪個美術館,完全不需要我導覽。她對於伊斯林頓的想像,是否會與真實的它有所出入呢?我倒是很好奇。

此地之於我,繫著某種無以名狀的羈絆。在台灣時所想像的伊斯林頓,跟實際居住的感受有點不一樣,但要說出哪裡不同,卻又難以解釋。只能說,這裡不同於西倫敦那般典雅貴氣,也不同於東倫敦Shoredictch那般街頭絢爛。伊斯林頓對我來說之所以迷人,在於它處於市區與郊區的中間地帶,且不願倒向任何一方。

搬來這裡之後的我,仿佛進入自己在倫敦的「第二人生」。也許伊斯林頓有一股魔力,把我跟它緊緊牽連在一起,就如同它繫著伯格一樣。

伊斯林頓與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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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戴映萱 地點:倫敦伊斯林頓(Islington)

「我昨天跟我的『non-boyfriend』分手了。」英國好友M對我說。

「咦?妳說那個『seeing each other for a year』的那位先生嗎?」

「沒錯,我們談分手時,彼此都哭得很慘。但他還是不給我名分,一直說我是他的『BFF』。」

「……但是妳都見過他家人,也一起旅行好多次了耶。」

「沒辦法,承諾恐懼症。他還跟我說,是倫敦這座城市讓他無法專注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在倫敦,人們依賴酒精,沉溺於微醺時的飄渺;人們追求刺激,不希望被任何感情的枷鎖束縛,只陶醉於短暫的美好。因為在這,你永遠不曉得會在街上遇到誰;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相信愛情的世界裡存在『天長地久』,妳怎麼能確定眼前這個人就是那個唯一?Come on!這裡是倫敦耶,妳可以遇到各式各樣的人。」還記得好友M在認識那位先生前曾如此篤定地說。

倫敦的瞬息萬變讓人成癮,也同時讓人退縮。但我懷疑,這樣游移的感情模式,真的能怪罪於這座城市嗎?

約翰.伯格曾在《我們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中回憶起一段「non-relationship」。他藉由七座城市的串聯,帶領我們穿梭一段融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記憶。那篇唯一描寫倫敦,卻鎖定在倫敦中北部伊斯林頓(Islington)的故事,便是屬於伯格與某個「她」的記憶。某日,伯格拜訪住在伊斯林頓的一位好友,當他們聊到大學時光時,他不禁憶起那段困惑的關係:

「她和我所共享的那種無以名之的欲望,最後以一種難以理解的方式結束。就像它開始的時候:說它難以理解,只是因為我們兩人都沒去尋求解釋。最後一次我們睡在一起時,我爬上窗台,把燈火管制簾的木框拆下,好將窗戶打開,讓空氣進來。……我連走帶跑地鑽上床躺在她旁邊,她二話不說地將背轉向我。在床上,有一百種將背轉開的方式。大多數是邀請,有些則是倦怠。然而這一回,毫無疑問是拒絕。她的肩胛骨變成了武裝的金屬板。

隔天早上我離開時,她甚至沒從咖啡碗中抬頭看我一眼。她緊盯著咖啡碗,就好像她在幾分鐘前剛剛決定,這是她必須做的,我們兩人的未來人生,就取決於此。」

伯格再怎麼努力,都想不起那個女孩的名字,卻可以毫不猶豫地確定他們是在六月時離別。他們曾經緊緊相黏,彼此只想順從那難以命名的欲望,卻不願做出任何解釋。他知道,這段關係只會發生在1943年春天的倫敦。

「無與倫比的聖保羅大教堂!」賀伯說。根據紀錄,它只花了三十五年就建造完成!他幾乎逐字逐句地背誦出當年我們在建築史課堂上被迫要牢記在心的那些內容。我們也被迫去到那座教堂前面,畫下它。聖保羅大教堂毫髮無傷地躲過數次空襲,因此成了偉大的愛國主義紀念碑,邱吉爾就是在它前方拍攝演講影帶。」

「我想放棄了。還以為時間久了,他總會給我一個解釋。到頭來,還不是那荒唐的『城市論』。London is literally an non-relationship city.」好友M如此感慨。

伯格的故事、好友們的故事、過去的故事,以及那些現在發生的故事,不斷湧入我的腦海,並自行解構成一段段混雜真實與虛構的記憶。
我走到廚房,泡了一壺Earl Grey Tea,看著窗外不遠處的聖保羅大教堂。

難道,所有的一切真的可以怪罪於一座城市嗎?

我不認為。

人生中每一段的相遇,都是有原因的。如同我住在此 — 伊斯林頓,眺望著聖保羅大教堂。時空似乎來到1943年的春天:我在某個「非記憶」中與某人相遇,我們卻看不到彼此。

 

讓時間靜止的亞維儂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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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南法亞維儂(Avignon)念書的大學好友J來訪。好客的我當著導遊,帶她到處遊走倫敦的大街小巷。我已經太習慣倫敦的生活速度,總是不小心走太快,回頭才發現J還沒趕上我的步伐。人滿為患的道路與密密麻麻的地鐵使她頭暈。畢竟,每一天的倫敦街頭都像跨年夜,這裡的時間是二十四小時瘋狂運轉而沒有停歇的,使「我們」每個人都如那兩根時針,來回不停地順時針轉動。

南法就不一樣了。J的來訪卻讓我憶起兩個月前在亞維儂的那一週……在那,時間似乎靜止了,連我們的呼吸速度都被自動放慢,任由肌膚與毛孔感受普羅旺斯的溫度觸摸,一點一滴地放下所有急促。

還記得那天,我一出亞維儂車站,遠方的J緩緩走來,看到我後便馬上向前擁抱我,南法的朝氣瞬間溫暖了我。猶如英國作家梅爾(Peter Mayle)在其著作《普羅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中描述普羅旺斯的風情,這裡的空氣沒有一絲憂鬱,只有熱情存在。這本書是作者於1986年遷居南法後的第一年生活點滴,佳餚、美酒與風景,使人不自覺的陶醉。我跟梅爾一樣,從陰雨綿綿的倫敦來到南法。一路坐火車,看著窗外景色從平地到丘陵,從葡萄園到橄欖樹,塞尚與梵谷當時所感動的就是這景色啊。以前總覺得南法好遙遠,但當時的我,腳下踏的確實是這塊土地─—這塊普羅旺斯暖陽照射下的沃土。

「記得喔,如果迷路了,就沿著城牆一直走,怎麼樣都走得回來的。」J千叮嚀萬叮嚀。我照著她的路線,一路走到教皇宮(Place du Palais),爬上岩石公園(Jardin Doms)最高處,眺望這座被城牆包圍的古老城鎮。

亞維儂始建於古羅馬時期,古城牆內是被劃為觀光區的老城(intra-muros)。十四世紀初,歷史上重大的「天主教大分裂」使歐洲情勢緊張,天主教教廷從羅馬梵諦岡遷移至此,此段時期也被後世稱作「亞維儂教廷時期」,前後共有七位教宗在此生活。教廷的統治延續到1791年,其後亞維儂古城才歸屬於法國的一部分,在這之前只有對岸的亞維儂新城(Villeneuve les Avignon)屬法國領土。當時,我站在亞維儂的最高處,闔上雙眼,想像七世紀前的這裡是什麼樣子。張開眼睛,隆河、聖貝內澤斷橋,與沃克呂茲高原等自然風光盡收眼底。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那首法國民謠這樣唱吧:「在亞維儂的橋上跳舞吧!跳舞吧!….」在此,所有煩惱都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只允許自我陶醉在亞維儂古城的懷抱之中,任由裙襬隨風搖盪……

「妳回來了!我以為你找不到路!」J打開她的小閣樓彩色木門對我說。

我說自己看風景看得太出神,不小心忘了時間。當時差不多是晚上八九點,天還是亮的。梅爾在普羅旺斯的第一年始於午餐,而我的第一天呢?始於宵夜時刻的晚餐。

「我大概是台英德法混血吧。」我說。

我們聊著自己內心有哪個國家的人格特質。我說自己既理性又感性;既嚴肅又有點瘋狂,所以是四國混血。

「我內心現在只有法國啊,我是法國人了you know。」J穿著短袖家居服站在窗邊對我說。

是啊,普羅旺斯的暖陽讓妳不一樣了,在倫敦的我也不一樣了。

然而,在這裡─亞維儂,時間靜止了,一切似乎回到我們的大學時光,那些青澀的上學日子。我們仰頭大笑,喝著啤酒,望向星空,說著以前有多快樂、多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