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愛朗讀:王爾德之魂在瑞丁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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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波西:經過曼和徒勞的等待後。我決定主動寫信給你。此舉既是為你著想,也是為我自己著想,因為我不樂於看到,在漫長的兩年監禁期滿後。還是收不到你寫的一行字,或是聽不到你的消息或口信(那些讓我傷心的不算)。」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深淵書簡》

英國近郊的瑞丁監獄(Reading Prison)曾在1895至1897年期間,關押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當年王爾德因與同性情人阿弗列·道格拉斯勳爵(Alfred Douglas)交往而被控「嚴重猥褻行為」。當年的審判是英國司法史上最受注目的案件之一,也是同性戀平權運動史上被引用最多次的案例。

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殘酷的監獄隔離制(Separate System)在瑞丁監獄徹底實施,王爾德被迫與其他犯人分離開來,一個人被監禁在窄小封閉的牢房長達兩年。獄中經歷成為他創作晚期的靈感來源,在坐牢期間最後幾個月,他完成多封致道格拉斯的信件,但從未順利寄出。

「在獄中——藝術家和作家在瑞丁監獄」展覽現場。左牢房內的作品為馬琳·杜瑪斯(Marlene Dumas)的繪畫《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攝影:Marcus J Leith courtesy Artangel)

出獄後的王爾德將自己放逐到法國,寫下著名創作《瑞丁監獄之歌》(Ballad of Reading Gaol),反映維多利亞監獄制度的嚴苛殘酷。三年後因抑鬱而終,死後葬於巴黎拉榭思神父墓園,當時未能出版的書信集,則於王爾德過世後五年出版,被命名為《深淵書簡 》(De Profundis)。

書名的拉丁原意為「深淵」,來自《聖經.詩篇》130篇第一句:「耶和華阿、我從深處向你求告。」此書並非傳統的情書體,而是王爾德在痛苦懸崖邊上寫下的愛恨糾結,闡述其哲學思想、藝術觀與浪漫主義式的宗教觀,同時緬懷自己身敗名裂前的輝煌身影,一字一句忠實地來自心坎,如深淵中的悲慟吶喊,被譽為歷史上篇幅最長、最偉大的情書之一。

兩年獄中深淵的煎熬,改變了王爾德的一生。這座監禁他的瑞丁監獄於1844年啟用,直到2013年才完全關閉使用。監獄於2016下半年首次對外開放,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展覽「在獄中——藝術家和作家在瑞丁監獄」(Inside—Artists and Writers in Reading Prison)。此展由以特殊地點辦展聞名的非營利藝術機構「藝術天使」(Artangel)主辦,邀請藝術家南·戈丁(Nan Goldin)、馬琳·杜馬斯(Marlene Dumas)、羅伯特·戈伯(Robert Gober)、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沃爾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和艾未未等人,在參觀監獄後,針對「監禁」與「隔離」主題創作,同時以不同藝術形式,回應王爾德的獄中生活與書信,佈滿整座監獄的牢房、走廊與側廳,冰冷冷的監獄搖身一變成創作舞台。

瑞丁監獄暨展覽入口。(攝影:Marcus J Leith courtesy Artangel)

英國瑞丁監獄外觀。(攝影:Marcus J Leith courtesy Artangel)

被監禁的白晝與黑夜 

「外頭的一天是藍色或金色的,但通過厚厚一層的悶熱玻璃,一個在那的小鐵欄窗下的光線,可能是色和黑色的。 在牢房內,永遠都是黎明就如在一個人的心中,永遠都會是黑夜。」《深淵書簡》

維多莉亞式的監獄建築是展覽的出發點,監獄囚禁的不只是獄者的肉身,更是被綑綁住手腳的靈魂。在隔離制系統下,獄者唯一的對外窗口是門上的通話孔,以及近天花板的鐵欄小窗。對被監禁者來說,白晝黑夜無任何分別,即使陽光灑進房內,外頭的天仍如墨一般的黑。藝術家與電影導演史蒂夫·麥奎因在參訪瑞丁監獄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牢獄者的內心世界,因而現地製作《重量》(Weight):一張被金色床帳罩住的鐵製牢床。細緻柔柔的床帳,在外頭陽光與房燈照射下,意外顯得夢幻。實際上,整個包住的牢床卻是上百個監獄之魂的哀愁之地。即使這座牢房已關閉數多年,但那些曾經在此居住過的魂魄們,似乎仍徘徊在廊道間,在你我耳邊吐露著當時的悔與冤;感嘆著生命中無法承受的輕與重。

王爾德在《深淵書簡》中,傾訴牢獄生活使他生活分文,完全的無家可歸,甚至失去自己對任何地方的歸屬感,渴望自由的念頭想又不敢想,僅盼望自己能從抵抗整個世界的苦痛中重生。在那座高牆外所遭受的恥辱,一點一滴地將心靈侵蝕地片甲不留,被監禁的人,不論是真罪或冤罪,全都被判處相同的刑罰:獨身監禁。羅伯特·戈伯(Robert Gober)的裝置作品《百寶箱》(Treasure Chest)與《瀑布》(Waterfall)即象徵那些獨身在監獄裡的靈魂,嚮往外在世界的自由,西裝外套與木頭百寶箱內窺視的是對鳥語花香的思念,但那些對獄者而言,只是無法再觸及的奢侈。

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重量》(Weight),2016,床帳、鐵製牢床。(攝影:Marcus J Leith courtesy Artangel)

羅伯特·戈伯(Robert Gober),《百寶箱》(Treasure Chest)與《瀑布》(Waterfall),2015-16,多媒材裝置。(攝影: Marcus J Leith courtesy Matthew Marks Gallery and Artangel)

沃爾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隔離機制:瑞丁監獄(鏡子)》(Separate System: Reading Prison (Mirror)),2016,影像輸出。(攝影:Marcus J Leith courtesy Artangel)

壓倒性的刑罰機制,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於歐洲大量擴張,其整治的不再是社會效益,而是對個人身體的政治性控制。不論犯的罪是大是小;是真是冤,監獄系統內「人人平等」,每個人在牢房內看向的皆是未知的未來,去與流,毫無定數。德國攝影藝術家沃爾夫岡·蒂爾曼斯對如此殘酷的規訓機制嗤之以鼻,在參觀瑞丁監獄後,決定以「反射」為題,製作《隔離機制:瑞丁監獄》(Separate System: Reading Prison)影像作品,在兩間牢房展出。其中一幅肖像是蒂爾曼斯本人,他如鬼魂般,在鏡中出現,另一幅影像仍是那面鏡子,但反射的是空無一人的牢房。

王爾德剛入獄時,曾被他人建議盡量「忘記自己以前是誰」。如此一來,痛苦似乎就不會繼續纏身。蒂爾曼斯所創作的兩幅肖像,反射的不只是獄中、獄外生活的對比,更多的是被監禁者在隔離制下,對自我身份的懷疑與放棄。被禁閉獄中的是自己嗎?以前的我,還存在於世嗎?所有哽在咽喉中的苦痛,只能對自己說,監獄的白天與夜晚,都是專為眼淚而設。

另一件集合系列作品是由九位創作者書寫的「隔離書信」(Letters of Separation),以手寫書信與朗讀的聲音裝置呈現,展示於監獄二樓的九間牢房中。從親身經歷到想像的撰寫,不同領域的藝術與文字創作者,以書寫控訴國家機器的荒謬、被社會隔離的感受,並回應王爾德的那數十封寄不出的信。其中,艾未未受單位邀請,撰寫一封給兒子的信,如實地陳述自己於2011年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八十一天。早上六點至晚上十點,軍事化地嚴格控制他的一舉一動,不允許任何抵抗,每一天都如被困在深淵,無奈於自己「被國家綁架」的事實。

人類學家塔什米娜·阿南(Tahmima Anam)則想像自己懷著身孕被關在監獄內,以此撰寫一封給仍未出生孩子的信,內容以冷靜的口吻,表示自己已取好名字,也大略知道監獄會如何處理在獄中出生的孩子。即使如此,這位母親仍然擔心這個未知未來,她與孩子的身體已在這個窄小牢房中一起度過了六個月。「沒有了你,我該如何活著?」阿南所刻畫的母親,如真如實地道出一位母親被監禁的苦痛,卻又同時懷有愛與希望,期望肚中的小生命,能夠走出這牢門,迎向窗外的藍天。

來自黑暗深淵的傾訴

「悲傷是人類所能企及的最高情感,生命的奧祕就是痛苦……快樂是給美麗的身體,但痛苦是給美麗的靈魂。」《深淵書簡》

「在獄中——藝術家和作家在瑞丁監獄」邀請各領域創作者、名人每個週日輪流朗讀王爾德在服役期間完成的《深淵書簡》,受邀者包括英國演員賴夫費恩斯(Ralph Fiennes)、「搖滾教母」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與冰島藝術家拉格納·賈爾坦森(Ragnar Kjartansson)等人。在監獄教堂內,每位朗讀者坐在一扇門前,這扇門是由法國藝術家琴米歇爾·潘辛(Jean-Michel Pancin)所仿製王爾德待過「C.3.3.」牢門。法國電影導演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曾說過:「當一個人在監獄裡,最重要的東西是那扇門。」門是獄者回到外面世界的唯一希望,期望對外傾訴的聲音,卻無法透過這扇門傳達出去。

生命的常與不常,對被監禁者而言,已是既成的殘酷事實。豎立在舞台中央的門,傳達的是王爾德牢獄生活的解脫與不解脫。換言之,他雖在兩年禁閉後被赦免,槁木死灰的靈魂仍遊蕩在獄中廊道,沒有跟著肉身踏出那扇門。然而,藉由閱讀,帶有冤屈的魂魄因而被重新召喚,帶著自己的書信,掏心掏肺地傾吐所有的冤與悔。那些未能及時送達至情人手中的信件,似乎在一百二十年後,跳脫時間與空間的困囚,不再盤旋於監獄高牆之內,如願為愛朗讀。

《深淵書簡》朗讀活動於展覽期間每週日舉辦,舞台中央的牢門是法國藝術家琴米歇爾·潘辛(Jean-Michel Pancin)的裝置作品。(圖片來源:Artangel展覽官方網站)

馬琳·杜瑪斯(Marlene Dumas),《阿弗列·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與《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2016,油彩、畫布。(攝影:by James Lingwood courtesy Artangel)

王爾德與其情人的故事是美國攝影師南·高丁(Nan Goldin)新作《男孩》(The Boy)的出發點。他們兩人不被認可的同志戀情,以及王爾德送不出去的呼喚是高丁的靈感來源,另外也受到法國劇作家、詩人讓·熱內(Jean Genet)啟發。同為同性戀者的熱內,生命亦坎坷,監獄生活長達二十年之久。在他臨終前兩年,整理了十三年來的書信,集結成書:《愛之囚》(Un Captif Amoureux)。不被社會接受的同志戀情以及獄中疾苦,是高丁作品《男孩》所要回應的兩個部分,她將自己的攝影繆思—德國演員Clemens Schick的肖像拼貼於牢房牆面,控訴社會的不公不義,期望以此撫慰逝去的冤罪靈魂。

在《深淵書簡》中,王爾德表示他與道格拉斯的那段回憶,如影子般盤桓於他左右,似乎不曾離開過。在夜裡,過去種種喚醒孤身的他,一遍又一遍述說同一個故事,把他折騰得徹夜不能成眠,直到破曉。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的愛,因為一場訴訟案而劃下句點,每日每夜的思念仍救不回過去的情愛。 然而,王爾德的魂,因為閱讀;因為書寫,而得以跨越時間的邊界,寄回給上個世紀的情人。他那瀟灑的樣貌,仍存留於世,在南非藝術家馬琳·杜瑪斯(Marlene Dumas)一筆一畫的詮釋下,如願與道格拉斯在獄中重逢。愛情不分性別貴賤,它由想像力滋養,讓我們變得更有智慧、更善良和更高尚,這是王爾德所篤信的。

關於人生的常與不常,唯有愛情與藝術能深刻體會。如王爾德在書信中所言,只有藝術家或曾遭受苦難的人能真正瞭解美的真諦以及苦的哀動,而愛情的最終目的就是愛,對藝術的愛;對任何美的愛……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501期,2017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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