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風向球?2016年英國泰納獎綜合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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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當代藝術風向球的英國泰納獎(Turner Prize), 自1984年創立以來,曾捧紅數多名在藝壇叱吒風雲的英國藝術家,每一年的結果皆影響到全球當代藝術的走向 。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通常於每年五月接受公眾提名,七月份正式公布四位入圍藝術家,隨後展出候選人的作品,並於年底公布大獎得主。

2016年泰納獎評委會成員包括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館長魯夫(Beatrix Ruf),Hepworth Wakefield的總監沃爾斯(Simon Wallis)、獨立策展人迪隆(Tamsin Dillon),德國邦納藝術協會(Bonner Kunstverein)總監考頓(Michelle Cotton),以及擔任評審團主席的泰特美術館館長法爾哈森(Alex Farquharson)。

上屆泰納獎在蘇格蘭葛拉斯哥(Glasgow)展出,抱回大獎的是建築設計團體Assemble,今年則回到母地倫敦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展出四位被提名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海倫.馬騰(Helen Marten)、安西婭·漢密爾頓(Anthea Hamilton)、麥可·迪恩(Michael Dean)與約瑟芬·普萊德(Josephine Pryde)。

網際網路時代的考古拼圖:海倫馬騰

今年31歲的海倫.馬騰畢業於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不久前才剛獲得英國首個雕塑專項獎「赫浦沃斯獎」(Hepworth Prize),被視為英國最有潛力的視覺藝術家,備受國內外藝壇的矚目。其創作結合雕塑、繪畫、網版印刷、插畫、寫作與各種日常現成物,以平面與立體拼貼的方式,解構再重新組裝成不同的樣貌。既詩意又充滿邏輯性的非線性敘事,呈現出藝術家對語言的探索熱忱,以及對觀眾感知與詮釋經驗的思考。

入圍作品《巢穴與苦澀通行證 》(Brood and Bitter Pass)、《月球尖端》(Lunar Nibs)、《在空中的綠色乾草》(On aerial greens (haymarkers)) 如一組視覺拼圖,生活中不起眼的物件,經過巧妙的匯集與拼組,搖身一變身成為富含趣味的元素,其中語言與符號的組合如猜謎似的,邀請觀者一同加入這場解謎遊戲。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海倫.馬騰,《巢穴與苦澀通行證 》,2016,泰德美術館展覽現場。(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馬騰對於語言的興趣來自於創作過程中物件與文字的對話。製作作品前,她通常會先大量閱讀與寫作,在反覆吸收、思考與輸出中,逐步建築她的想像世界。然而,一次一次的詮釋,卻難免讓藝術家自己掉入一個死胡同。馬騰表示,她時常在一開始就嘗試將進行中的所有動作與意識具體化,期盼能夠清楚地用語言清楚表達她正在做的事。但這樣反覆發生的衝突狀態,反而會阻礙想法的自由流動,甚至消逝。那是一個循環性的過程,很難說明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這樣的狀態使她開始回頭思考語言的本質:語言是用來溝通的抽象物,更具有改變、重組、翻轉一個事物既有意義的能力。接著,再加以反思文字與影像:若文字本身看起來並不像它指涉的事物,那有沒有可能物件也不是它看起來的那個樣子?舉一反三,影像是否也在無形中對觀者撒了謊?

語言與文字,如此基本的溝通之物在現今網際網路時代下已不再誠實,如作品《巢穴與苦澀通行證 》中的平面畫作,乍看像是開啟多重視窗的螢幕,丟出的是層出不窮的資訊,再現的彷彿是電腦螢幕介面,也是藝術家的腦中思緒,一層一層地疊加在一個平面之上。馬騰在處理現成物件的方式某方面如同處理數位影像,將二度與三度空間兩者壓縮在同一個介面。然而,大至小的日常物件卻在平面與立體邊界上,印出過去的軌跡。

遊戲式的拆解與組裝,恣意的媒材拼貼與隨筆,線條與幾何圖案的碰撞……那些似乎只存在於裝置本身的空間關係,更多的其實是時空的多層堆疊。視覺拼圖上的點線面組構,似乎將時間壓縮在同一個介面,錯置與位移反而重組了時間。時間本來就不只是既有定義的那個時間。比如說,繪畫的時間不同於雕塑的時間,我們觀眾站在作品前的時間,跟藝術家的時間更是不同的時間。

馬騰將其創作過程的展露比喻為遺址挖掘,那些無數個大小細節皆是土壤層中的時代遺物。若將所有物件比擬成未來考古遺址的文物,那文字即是提供一個路徑參考、一個指引方向的地圖。所有細節皆像感性與理性碰撞中的創造物,觀眾的身份如同考古學家,需要從中挖掘再挖掘,仔細探索每個層次中的另一個層次。這是一種考古學式的美學。那些最日常最不足無奇且出現頻繁的事物,在我們眼中都是全新的物件。看得越久,看到更多的是整個世界。

擬人化的語言系統:麥可·迪恩

麥可·迪恩則憑南倫敦藝廊(South London Gallery)展覽《原文如此、占星符號》(Sic Glyphs)和他在荷蘭的個展《暴力的質量》(Qualities of Violence)獲泰納獎提名。迪恩於1977年出生於英國紐卡索(Newcastle),2001年於倫敦金匠學院獲取藝術學士學位。其創作以雕塑為主,關注語言的具體化表現,媒材多來自日常城市景觀。如入圍獎展覽空間,在混凝土屏障、鐵柱鐵筋、金屬絲、波紋板、腐爛雜草與海藻的交織中,建築出一個圍繞在字詞「shore, sho, shores, shoring, shor, 4 sho, shorings, shore 4, shored」的迂迴迷宮。

迪恩的創作以書寫出發,形式包括短篇文本、句子與對話。他從生活經驗與自身對語言的好奇中,探索文字如何脫離原先的系統,在另一種形式下進行傳達的任務。他以其獨創的字體模具來翻譯他的書寫文本,將所有文字以具體化的樣貌編入屬於他自己的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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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迪恩的入圍作品,泰德美術館展覽現場。(攝影:戴映萱)

若我們將迪恩的每件作品看作一個字,那麼所有字體匯集的整體則可被視為一個句法,而所有文字都在讀者的解構與再詮釋中,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意義。例如作品中「ffff」看似為四個字母的排列,但在迪恩的語言系統中則是反映身體感知的語彙,其意義隨著觀者的解讀而流動。換言之,擬人化的字體被隱藏或潛在的意義加密,等待觀者前來解碼 。

這些抽象字母帶領觀者進入的是一個實體的閱讀場域,當觀者穿越每件獨立人形雕塑時,可感受到那微妙的觸感共鳴,引出的是抽象化的隱喻組合。每個人在作品中遊走的步伐看似自由,實則無意識地在藝術家的編排下 打破原先對文字的既有框架,沈浸在不同的語言世界。此時,觀眾在無形中變成整個字母系統的一部份。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麥可·迪恩,《兩個成年人和兩個孩子的英國貧困線:二萬四千三十六英鎊,在2016年9月1日公佈》與其他多件雕塑,泰德美術館展覽現場。(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除了對語言的思考,迪恩亦藉由作品為社會現況發聲。原展出於荷蘭蘋果藝術藝廊(de Appel arts centre)的裝置作品《兩個成年人和兩個孩子的英國貧困線:二萬四千三十六英鎊,在2016年9月1日公佈》被置於字母迷宮的中央。堆積如山的硬幣共計20,436英鎊:這是英國政府公布兩個成年人和兩個孩子在國內生存一年所需的最低金額。有趣的是,迪恩在布展時拿走了一個硬幣,這意味著觀眾眼前的銅幣山雖只少一分錢,卻達不到存活標準,體現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真實的匱乏與掙扎。

將文本視覺化的時尚雕塑:安西婭·漢密爾頓

1978年出生於倫敦,畢業於皇家藝術學院的安西婭·漢密爾頓以她在紐約雕塑中心(Sculpture Center)的個展「 Lichen! Libido! Chastity!」獲得提名。入圍作品以手工雕塑為主:以時尚元素為核心,在奇幻與寫實手法的運用下,體現我們與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產業之間的關係。

在泰德美術館展場,巨大臀部雕塑《門的計畫(在蓋特諾·佩斯之後)》(Project for Door (After Gaetano Pesce))隔出兩個空間,右方被命名為「屁股間」(Butt room),左方則是「腰帶間」(Belt room)。整個屁股間牆面佈滿紅磚壁紙,一件同樣磚紋的西裝(作品《紅磚西裝》(Brik Suit))被懸掛在空中,另一邊牆面掛的是布料裝置《香菸和服》(Cigarette Kimono)由展台上放置的是一隻以自然地衣作為裝飾的過膝長靴(作品《自然款過膝長靴》(Natural Livin Boots))。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安西婭·漢密爾頓,《紅磚西裝》,2010,羊毛、襯裡材料,116.8×55.9×12.7公分。(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安西婭·漢密爾頓,《門的計畫(在蓋特諾·佩斯之後)》,2016,泰德美術館展覽現場。(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安西婭·漢密爾頓,《吉瑪貞潔帶》,2015,不銹鋼、鍍鋅鋼、皮革,40.6×17.8×35.6公分。(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進到腰帶間前,一座雙手抱臀的大型雕塑近在眼前,這件《門的計畫(在蓋特諾·佩斯之後)》靈感來自義大利工業設計師蓋特諾·佩斯(Gaetano Pesce)的一張模型照片。這個建築模型來自佩斯於1970年代的設計草案, 最初將裝置設為紐約東岸一處公寓的入口,但最後沒能如期實現。 在當時,佩斯的模型反映的是階級議題,以及人們如何觀看一座城市,如紐約雕塑中心策展人Ruba Katrib所言:「那道門的入口隔出的是富裕屋主與工人、租房者的貧富差距。然而,可悲的是,在這我們現代城市中是屢見不鮮的。」漢彌爾頓的「再實踐」雕塑,反映的即是城市發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處理的是因霸權而呈現的極端高低差距、現今仍具潛在影嚮力的文化先例以及我們如何以語言圖像去體驗不同層次的空間。

同樣參照歷史文獻,腰帶間展出的是漢彌爾頓的新作《吉瑪貞潔帶》(Guimard Chastity Belt)。空間被營造成天空,天上懸掛的是五個由不鏽鋼塑成的內褲,新藝術(Art Nouveau)風格的圖騰切紋,加上少許細長捲曲的蔓草點綴,再現的是十九世紀末法國新藝術大師耶多·吉瑪(Hector Guimard)的美學精神。當時由於工業革命的機器氾濫,量產化商品隨處可見,使得藝術家開始提倡純手工的產品設計,最為著名的是英國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倡導的美術工藝運動(The Art & Crafts Movement)。然而,新藝術運動雖承續莫里斯對新造形開拓的觀念,但在對機械的態度上有所不同。他們開始認識機械生產的功能,著重新材料的開發與應用以及明快簡潔的結構,很快地帶動整個歐洲設計趨勢。《吉瑪貞潔帶》的背後故事來自十九世紀末,但機械與手工的衝突仍存在於現代社會,藤蔓圖騰切紋穿透的是時代變動的樂章,不鏽鋼表面則反映我們所處的當下:一個仍在手工製造與機械量產拉扯中的狀態。

「文獻研究」是漢密爾頓的創作方法學,無論是作品中向新藝術風格的致敬、1970年代的迪斯科或地衣元素的運用,每個單獨的雕塑裝置都有它背後的故事,且都是經過資料收集與深入文獻考究,從中獲得靈感,經過自身詮釋與轉化後再創作,就像是透鏡一般,讓我們從中洞察世界。

古今攝影的對話:約瑟芬·普萊德

以攝影為主要創作媒材的約瑟芬·普萊德,以其在舊金山瓦特斯當代藝術機構(Watti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的展覽《因為我這是這樣的人而墮入沉思》(Lapses in Thinking By the Person I Am)獲提名。1967年出生於英國諾森伯(Northumberland),畢業於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創作關注攝影與藝術史以及攝影與科學、資本主義的關係 。

入圍作品《Für Mich》將焦點放在畫面中的女性手指,每張手皆以不同手勢拿取或觸摸各種物件如手機,電腦平板電腦,漂流木和筆記本,整體色彩鮮明,具有時尚攝影與廣告的視覺語彙。作品中對商業攝影手法的挪用,旨意在於反思客觀性的靜物修辭學。綜觀攝影史,「產品照片」是靜物攝影以商業取向為目的的一種發展,主要表述產品的任務。然而,看似極端客觀,以靜物為尊的商業攝影其實仍具有自己的語言,尤其是物與物:人與物之間的鏈結,連接的是社會與使用價值的關係。普萊德試圖在這件攝影系列中談的就是人與物件的相遇,也許物件本身或許無法為自身發聲,但卻因畫面配置而被賦予人性化的意義。另一方面,每件影像中的女性手指則指涉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集體慾望,以及女性作為商品展示物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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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芬·普萊德,《Für Mich》,2014,C-print,79.2×62.7公分 。(圖片來源/攝影: Johnna Arnold)

Turner Prize 2016, Tate Britain

約瑟芬·普萊德,《2016夏天(倫敦、雅典、柏林)》,2016,泰德美術館展出現場。(圖片提供: Tate Photography (Joe Humphrys))

另一件攝影裝置為普萊德替泰納獎製作的新系列作品:《2016夏天(倫敦、雅典、柏林)》(Summer of 2016 (London, Athens, Berlin))。數個長形木板上布展 不同物件的影子,復古詩意的色彩是向早期實驗攝影致敬。不過,她使用的並非傳統顯影術,而是自創的攝影術:將物件放置在廚房工作台的背面,再將之帶到三個城市,暴露在陽光下數小時以獲得影像。

普萊德試圖藉《Für Mich》與《2016夏天(倫敦、雅典、柏林)》兩件創作,重新思考「以攝影做創作」這個基本問題。對她來說,其他媒材只是輔助,只有攝影使她堅持繼續創作下去。因此,普萊德不斷在創作過程中反問自己,希望得到的是「給自己」的答案,更期望觀者能從作品中看到藝術家的思考脈絡、創作姿態與看世界的方式。

泰納獎評選結果與後續討論

今年獎項於本月五日揭曉,由最年輕的藝術家馬騰獲獎,當天由作家奧克利(Ben Okri)頒發2.5萬英鎊獎金給她,馬騰當場宣布自己會將獎金分享給其他三位入圍者。對於結果,馬騰感到意外,雖感謝評審團卻也直接批判了藝術霸權:「所有坐在這個房間的人正在操作整個世界,這真是他媽的特權。」

結果出來後,各界討論聲浪興起,一方面讚賞馬騰對獎項機制霸權的批判,另一方面則關注泰納獎得主的性別議題。這個具三十二年歷史的獎項,卻只有區區七位女性藝術家獲獎。第一位獲獎者為1993年得主瑞秋‧懷特雷(Rachel Whiteread),接下來則是1997年的吉莉安‧韋英(Gillian Wearing),之後八年皆為男性,直到近十年,性別差異才漸趨平等

Turner Prize Announcement, Tate Britain, London, UK - 05 Dec 2016

海倫.馬騰以其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的國際展「Lunar Nibs」以及紐約個展「Eucalyptus, Let Us In」獲2016年泰納獎。(圖片來源:James Gourley/REX/Shutterstock via Imagine China)

已超過三十年歷史的英國泰納獎,年年皆在不同的反應聲浪中度過。去年得主 Assemble的社區改造計畫被質疑「是否為藝術?」,而今年則被認為「只談論藝術」,許多評論家批評作品內容與社會現況沒有太多連結,似乎失去當代藝術對世界發聲的功能。然而,若我們能夠先撇開對藝術認識論的探討,放眼整體作品,2016年泰納獎看似只圍繞在「物件」與「語言」這兩個主題上,實則在多重複雜的語彙中參雜對世界的觀察。

英國衛報藝術評論Andrian Searle指出比較過往幾年,本屆確實活躍許多,而獨樹一格的馬騰在其作品中帶給觀眾的是她驚人的獨特思維,如泰德美術館館長哈森表示:「其作品中的圖像語彙使人印象深刻,每個細節以驚人的形式、材料和技術,將思想的隱喻融入藝術之中。馬騰的創作像是對世界的真實體驗,反映的並非單一世界的聲明或流行語,而是多種層面狀態的體現,尤其將現今世代的『視覺加速度』在畫面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

整體來看,馬騰在視覺介面上的拼貼與挖掘是網際網路時代的產物、迪恩的語言系統是對社會溝通與資本主義的批判、漢米爾頓的多媒材服裝秀反思的是文化生產的脈絡、普萊德的物件肖像與顯影照則是對女性與商品化社會的控訴。泰納獎年度作品的指標為何?當代藝術在現今是否還能產生更前衛、更新穎的創作手法?對於本屆藝術家來說,這些並非他們創作中的問題意識。那些畫面與肌理的處理,才是他們面對世界、面對社會、面對自我的最佳方式。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第500期,2017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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